但小朝廷和徐世昌后续的来往进展，就很尴尬了。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曾以鄙夷的神色说：“徐世昌还想当议政王，未免过分。一个“公”也就够了！”
    又有一次说：“当年主张以汉大臣之女为皇后，是何居心？以清太傅而出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
    反正徐世昌肯定没有履行与世续的承诺。没多久，紫禁城里对徐世昌就渐渐失望，重归平静。
    胡适很不爽：“徐大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偃武修文”，偃武这方面，正好吴佩孚不打了，大总统可以下令前线停火，转入南北和谈；而修文就有点不对路了，竟再次宣布将孔子的诞辰作为全国节日！”
    这一点毫无疑问触了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逆鳞。
    对孔子的态度一向可看做测验民国政权的“晴雨表”：保守时，孔子会成为拥戴的大旗；激进时，孔子则变成攻击的标靶。
    徐世昌显然属于保守的一派，他同时宣布要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并举行郊天祀礼，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当然看不惯。
    钱玄同不爽的程度一点都不低，他说：“民国已立七年，教育推行如此缓慢，难道他们看不出教育是救国之本，而教育的重中之重又是民主、科学等西方之文明！还在这畅谈孔孟？不如去做春秋大梦！”
    胡适语气激昂地说：“孔子依旧是权威，只有权威倒了，理性之光才有空间，个人才能独立。洋人的权威是上帝，中国的权威就是孔子。对孔子进行充分质疑，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性也就松动了，中国人才能从腐朽僵化的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才能谈得上实事求是，才能谈得上创造性思维。”
    钱玄同大加称赞：“说得好！咱们最终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
    胡适点头说：“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就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是句空话。”
    他们两个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了。
    “砸个稀巴烂也不至于，都砸烂了，我们的根不就没了着落，”蔡元培稍稍压了压两人的劲头，然后对李谕说，“疏才是现在的科学领袖，你对此如何看待？”
    李谕知道势头不可阻挡，也没必要阻挡，矫枉有时候稍微过正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说：“新的文化肯定要推行，这一点毫毋庸置疑。”
    胡适高兴道：“我就知道院士先生会支持我们。”
    “支持必然是支持，”李谕笑道，“不过最好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必要否定汉赋、唐诗、宋词在内的全部古代文学。有人研究整理国故，也没必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成复辟派，加以攻击。其中说不定就有保护传统文化的，两位说对不对？”
    钱玄同相比胡适更加激进，说道：“白话文是新文化的第一步，国故都是文言文，当然要打倒。”
    好在他现在还没想废除汉字。
    李谕说：“中国的文化从来没有过断层，靠的正是那些国故，要是全废掉，说不定就会造成民族虚无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断层。西方文化是应该引进，但我希望两位能晓得，如果只提倡从全局上引进西方文化，而忽视了对西方文化进行必要的消化，未能来得及符合中国的国情，会造成消化不良。”
    胡适说：“院士先生竟然如此看重国故？”
    李谕说：“我虽然不懂经典古籍，但一直认为它们不可或缺。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必将兴起一个国学研究的高潮。这种研究不再是推崇儒家的统治思想，而是真正对国学的研究，那时候，国故就不是国故，而是国学。”
    钱玄同说：“我明白了，院士先生的意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李谕头上三道黑线，这理解能力让自己有点猝不及防。
    胡适说：“我们倡导科学，院士先生对国学能有这种认知，更显高瞻远瞩！科学必将代替孔教，为所有人瞻仰并学习，那便是新文化的重要目标。”
    好吧，虽然新文化运动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比如对科学的讨论还是太肤浅，属于泛科学讨论，不仅不太严谨，也有些忽视对人生信仰、价值的讨论，但这都是一百年后的人才能看明白的。
    李谕对此没法多说什么，想了想后对蔡元培说：“蔡校长，您在北大的学科建设进行得怎么样？”
    蔡元培心领神会，马上明白李谕想说什么，回道：“我决定大刀阔斧改变旧有的分科制度，将来文理不能分得过于清晰。”
    李谕深以为意，顺着说：“文科中的历史学就离不开科学帮助研究，哲学更是基于自然科学。同样的，理科的专业也与哲学息息相关。所以学科本来就应该交叉，根本不能简单以文理划分。”
    对当下来说，如此观点没毛病。
    这同样是蔡元培要做的，他说：“如果文理分得过于清晰，文科生将因为与理科隔绝之故，视自然科学为无用，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会因为与文科隔绝之故，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蔡元培的看法相当深刻、富于远见。
    李谕说：“几十年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想还挺有道理的。“中学”侧重于世界观、修身、做人，可以称之为“道”；西学的用，注重的就是“术”，具体就是各种科技和政法上的创新。二者都很重要，一个人也应该同时具备。”
    “院士先生所言极是，”蔡元培说，“其中过程我深有感触，“中国羡慕外人，第一次是见到他们的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咱们的好。”
    “以后又见外国人的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
    “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
    “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只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
    “于是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还是怀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
    “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派出留洋学生，积年累月，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
    “但是留学生中，专门为了回国后占据高位谋金钱的很多。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胡适问：“深的理由是什么？”
    蔡元培看向李谕：“疏才，你来说。”
    李谕说：“中国固然要有留过洋的工程师、医生、法官、律师，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工程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而且要是只知道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技术也是无源之水，发展终属有限。”
    “学习西方，应该不仅学习西方的“术”，还应学习西方的“道”，也就是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
    胡适听明白了：“文艺复兴……复兴！”
    李谕吃了口什锦冰碗儿：“所以西方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自己的“道”，我们要是放弃了，恐怕会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蔡元培笑道，“我计划中一半的学科会被废掉。”
    第六百三十四章 最后的黄昏
    李谕等人吃饭比较快，准备离开时，恰好遇见出来透透气的徐世昌。
    “院士先生。”徐世昌说。
    李谕也同他打招呼：“总统阁下。”
    徐世昌说：“因为就任大总统的缘故，我不能再给皇上教书，刚才世续大人提到要找一位帝师进入毓庆宫教授皇上，要求学通中外，我想……”
    李谕立刻说：“我有个好的人选，叫做庄士敦。”
    “中国人？”徐世昌问。
    “他是个英国人，”李谕顿了顿，“最好加上苏格兰。”
    徐世昌说：“学问怎么样？”
    李谕说：“不错，关键他的中文说得很好，起码比现在溥……宣统皇帝的两位帝师口音纯正得多。”
    溥仪的帝师陈宝琛是福建人，没有推广普通话的年代多少带点口音。
    徐世昌问：“他能教什么？”
    李谕说：“得看皇上要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
    徐世昌看了眼屋里，然后声音小了一点：“只需达到欧洲中学的水平就够。”
    “那庄先生太没问题了，”李谕肯定地说，“他现在是威海卫的官员，对我们国家的文化异常崇拜，只要紫禁城写个聘书，庄先生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对我们的文化异常崇拜？”徐世昌显然对这一点最满意，立刻也不多问了，招呼过来世续，“世续大人，院士李谕为我推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帝师人选，是一名英国人。”
    世续问：“英国人？”
    徐世昌说：“对的，他的中文非常流利，而且没有英国人那种令人讨厌的高傲，反而对我们的文化崇拜至极。”
    世续显然也很看重这一点：“崇拜我们文化的英国人，很不错！希望院士先生修书一封，提前告知，问好这位英国老师方便与否，然后我们便可写出聘书。”
    李谕心想，果然现在的小朝廷相当没面子，生怕自己写了聘书被对方拒绝，要让别人先问好才行。
    “好吧，”李谕既然主动提到了庄士敦，只能担下这个活儿，只要不让自己去紫禁城就好，“庄先生对皇室非常尊敬，知道紫禁城要聘请他为帝师，一定非常高兴。”
    世续说：“果然还是英国人像绅士，他们之所以如此优雅，就是因为有个国王。”
    其他几位前清王公纷纷点头称是。
    李谕冷冷一笑，不愿意搭话，也没必要和这些遗老争论。
    徐世昌问：“院士先生一起来喝一杯？”
    李谕马上拒绝：“我和蔡校长以及几位教授要一起离开了，告辞。”
    ——
    走出会贤堂饭庄，胡适说：“紫禁城请老师，我们不如也请个美国教授过来。此前我与杜威教授通信，他明确表示愿意来趟中国。”
    蔡元培说：“很好，现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西洋文化热忱很高，请个美国教授有益处。我对杜威教授有所耳闻，他正好从事哲学与教育，还是许多留美学生的老师，我十分欢迎。”
    李谕也感觉杜威比较合适，此时请来密立根、普朗克等人的效果真不如一个专门搞教育和哲学的，毕竟国内的科学教育还没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
    相对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大众更容易听懂他的话。
    而且杜威对中国很了解，搞哲学的人又喜欢批判，反正学哲学的都擅长辩论和吵架，学生们现在势头正盛，在五四之前，弄弄哲学见效比较快。
    胡适怕自己威望不够，说道：“蔡校长，院士先生，咱们一起联名吧？”
    李谕轻松道：“可以。”
    “我也没意见，”蔡元培说，然后又对李谕发出邀请，“我在北大成立了一个进德会，疏才有兴趣加入吗？”
    “进德会？”李谕问。
    蔡元培说：“这是一个强调德行的会员制组织，我分成了三种会员，甲种会员要做到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另加不做官、不做议员。疏才完全能达到乙种会员的资格。”
    李谕随口问：“第三种会员是什么？”
    蔡元培说：“丙种会员则于前五戒外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李谕直接惊呆了：“算起来正好八戒！”
    蔡元培说：“能做到八戒的人可不多。”
    对李谕这种现代人来说，蔡元培的八戒很难想象，因为蔡元培的八戒基本都针对私德，而李谕穿越前的时代，更强调公德，对个人私德很少会在社会面上提及，除非公众人物。
    不过转念一想，自己此时此刻就是个公众人物啊。
    李谕说：“除了最后两项不喝酒、不吃肉，其他的我都能接受。”
    “无妨，我知道疏才是性情中人，”蔡元培不强求，“能做到第一项的又能有几个？”
    李谕好奇问道：“现在有谁加入了？”
    蔡元培说：“胡适、钱玄同两位，还有李大钊、陈仲甫、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马寅初、章士钊等等。”
    都是文化界名流。
    李谕笑道：“还好我私德不错，不然都入不了会。”
    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一直非常注重一个人的私德，西方则更强调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