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说：“我看了报道，知道杜威先生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正好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想与您探讨一下。”
杜威说：“先生请讲。”
孙先生说：“关于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众多中国的读书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杜威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未闻行之为难。”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孙先生人生相当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而一旦到达某个层次，需要探寻未知的事物时，便是“知难行易”了。
反正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经常被当成辩论题目。
杜威问道：“李谕院士，你怎么看待？”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
杜威说：“确实，贵国学习外国经验，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
——
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
杜威同意说：“北京有几所我很感兴趣的大学，而且蔡元培先生多次发电让我去一趟北大。”
“那可真是有看头了。”
两人抵达北京时，正好就是五月四日。
在火车站，胡适奇怪道：“蔡校长怎么没来？”
李谕说：“肯定是学校里出事了。”
几人随即往学校赶。
《晨报》发文后，邵飘萍立马于5月3日在北大举行了一场报告，汇报了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失败。
当晚北大的三千学生就几乎被点燃，当即决定发动游行。
而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在国耻日5月7日游行，很多东西没有准备，只好连夜拿出存在学生银行的三百多大洋置办了三千多面旗帜以及横幅。
这些钱是上个月学生们募捐的，用来付发往巴黎的电报费，没想到省下来这么多。
今天上午，他们已开始集合。
李谕等人来到校门口，正好看见蔡元培与几名学生代表商量。
几名学生代表大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
蔡元培个头不高，于是站在一个石墩上，对他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向来提倡学术自由，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他们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口实，北大受到的摧残就更大了！”
一名姓张的学生领袖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吧。”
说完，他们继续前行。
李谕几人来到蔡元培跟前，简单介绍了杜威后，蔡元培扶了扶眼镜说：“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安排的演讲恐怕讲不成了。”
杜威却对游行这件事更感兴趣：“这是学生们真正意志的表现，既然他们不满和会，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如果他们的声音振聋发聩，上层却默不作声，才能昭示更多问题。”
蔡元培叹道：“先生说的话我都明白，但您了解学生，不见得了解安福系。”
杜威说：“我想去看看游行，可以吗？”
李谕说：“走吧，我也想去。”
胡适在学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傅斯年，虽然知道他很有领导才能，不过生怕惹出事：“带着愤怒情绪的游行很容易愈演愈烈，我们跟上去！”
此时的北大在二环里，距离东交民巷并不远。
抵达前门后，负责京城治安的步军统领和京师警备厅的吴炳湘立刻上来与学生交涉。
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对吴炳湘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行动定会保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
吴炳湘在北京城这么多年，见了好几次学生运动，并没有强烈反对，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去吧，但务必小心，不要弄出国际交涉来，千万别忘了当年洋人怎么利用教案事件的。”
警察老大都放行了，学生们于是继续高呼着“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的口号，打着几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走去。
不过在使馆区毫无疑问又被挡住。
罗家伦等几个学生代表先进去，找了美国公使，美国人知道学生目标是日本使馆，甚至夸赞了几句。
不过最终大部分学生还是不能进入使馆区。
然后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去赵家楼示威”！
于是学生们调转方向，高喊着“我们去除国贼”，向东交民巷附近的曹汝霖家行去。
傅斯年有些蒙圈，还想说两句，但声音已经听不见。
接下来吗，就是火烧赵家楼。
赵家楼是曹汝霖的家，满洲王府式的大平房，源自明代大学士赵贞吉的故居，所以称为“赵家楼”。
门口有很多警察，知道学生的诉求后，这些警察也不再阻止，任由他们弄开了曹汝霖家的大门。
学生涌了进去，曹汝霖比较机灵，见势头不妙藏了起来，没被发现。
而章宗祥比较胖，而且正好有人认出了他，拉过来就被一顿胖揍。
曹家自然被打了个稀巴烂，有人突然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曹宅。
傅斯年见事已至此，从怀中拿出一本记满学生代表名字的笔记本，丢进了火海中，然后离去。
着火警察就必须管了，但大部分学生都散去，只抓住了几十个学生。
胡适与杜威看得几乎呆住，李谕拍拍他们两人：“该办事了。”
第六百四十九章 拒签
李谕他们找到了警察总监吴炳湘，说道：“长官，都是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是因为这个抓他们，恐怕会背个不好的名声。”
“原来是李大学士，”吴炳湘恭敬道，然后面露苦涩，“我哪能不知道！抓几个学生完全是为了给上头交代，就算抓到监狱里，我也得一个个当宝贝养着，哪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李谕说：“估计上头不敢针对学生，要拿你出来顶包。你不抓学生要顶包，抓了还要顶包。”
“哎！谁说不是！”吴炳湘叹了口气，“我就是两头不得好！李大学士，你是文化人，回去给学生说说，差不多得了，最少别放火嘛，要不我真的很难做。”
李谕说：“偶发情况罢了，而且终归没出什么人命。你年轻上二十岁，说不定更出格。”
吴炳湘说：“李大学士，你再告诉学生，只要他们同意放弃7号的游行，被抓的学生我悉数放回。”
李谕说：“有劳长官照顾学生。”
这才只是个开始，以后游行的学生甚至巴不得进监狱，甚至带上洗漱用品，警察送都送不走。
可能吴炳湘本人秉承着过往“刑不上大夫”的观点，不敢动大学生。这时候的大学生确实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几个警察扶着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走了出来，旁边被抓的学生仍不住咒骂，章宗祥眼镜都找不到了，扶着流血的脑袋，没敢还嘴。
闻一多代表清华说：“我校僻处西郊，未来得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吴炳湘连忙说：“哎哟呦，章公使！还好您没事。”
傅斯年向来有组织能力，让他出面没啥问题。傅斯年说：“我希望大家在此后的游行中可以听从指挥，不要做出太出格的事，不然咱们有理变成无理就不好办了。”
章宗祥指着脑袋，没好气地回道：“这叫没事？”
傅斯年气愤道：“真不知道上位者天天在想什么！”
吴炳湘看这个日本人没什么大碍，更加放心：“两位快随我回去走个过场，录点口供。”
“这不还是交易吗？卖国的交易！”傅斯年说。
胡适说：“我提过很多次，单纯把罢课用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
其他学校的学生能聚集过来，说明他们已经默契地都选择了罢课。
李谕说：“据我所知，他们还是倾向于签字。”
罗家伦说：“既然参加的学校更多了，我们应组成学生联合会，推举一名临时主席，我投傅斯年一票。”
学生气血上涌，突然出手打了过来，傅斯年没想到他动手，眼镜被打碎在地。
李谕叹道：“所以说还没有结束。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横叉出来，北洋政府肯定会同意签字。而一旦签字，山东就真的不好要回了。”
旁边的日本人叫做中江丑吉，受了点轻伤。他是日本记者，不过是日本的左翼，反对侵略，酷爱中国文化。
李谕说：“你们的抗争很是时候，昨天，就在你们进行游行的时候，巴黎的最高会议通过了最终结果，等待文件送回各国后，一个月后就要举行签字仪式。”
傅斯年愕然：“我们不就白争取了？难道他们还想学爱新觉罗、叶赫那拉，去签卖国条约？这是为什么？！”
五四虽然感觉北大最出风头，其实各校都联合起来了，而且后来清华的表现极为强硬，被抓的学生相当多，因为他们列队更加整齐，一抓就是一群。
旁边的学生破口大骂：“卖国贼！竟然说莫名其妙！你说你为什么被打？你该死！”
傅斯年问道：“北洋政府什么态度？”
傅斯年气呼呼转身离去，这个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领头人自此就没再参与后续的运动。
李谕说：“安福系段祺瑞总理主张签字，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在合约上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所有的有利条件都要放弃。”
